整个白天，我在努力拒绝回想与他在一起的情景，没有想过他一分钟。黑夜笼罩，一切归于寂静， 历史 老师的形象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如果那会儿他动手抱住我，我会怎么样，挣扎还是顺从？

我的脸红着，耳朵里老鼠在楼板夹层的跑动，天窗外不知是哪家的婴儿在委委屈屈地哭啼。过了一阵，堂屋里有人在咳嗽。我轻脚轻手在床上坐起来，咳嗽声就停了，一躺下，那声音又响起，故意不让我睡觉似的。

堂屋有个樟木棺材，又重又大，是我家对门邻居程光头为他的老母亲做成的，用了他一个长工休假。棺材比我的年龄还大，我还在满地爬时，就在最里端 的石墙一边搁着了，冷冷冰冰的，有一张不够长的塑料布搭在上面挡灰。里面堆了陈年谷糠壳，不知谁把一个不下蛋的母鸡放在里面，一睡就是几星期，弄得程光头 站在天井，叉腰跺脚骂爹骂娘。鸡主人忌讳骂棺材会落得晦气，但也迎着程光头对骂开了，好象是他的鸡受了委屈。

程光头是驳船上的伙夫，船停在江北维修，放假回家。清晨打太极拳，夜晚拉二胡，都是看不得听不得的水平。他爱摸自己剃剪的光头，不等头发长出， 就要用剃刀仔细地刮掉。每回从船上回家，还未到院门口，就开始叫起“妈，妈，”一直叫到走进院门，跨入堂屋右侧自家门老母亲跟前才停止。他的父亲在日本人 空袭重庆时丧命，母亲才三十出头，未改嫁，两只三寸小脚，独撑着一艘打鱼船在嘉陵江上，把他拉扯成人。母亲如今已是七十奔八十的人，病病歪歪，大都在屋里 躺着。

婆媳不合，在这条街是家常便饭。可他家的情形有点特殊。他太有孝心了，半夜也会从老婆床上跑到母亲床前，帮母亲掖被子，怕母亲受凉。老婆后来受 不了，一气之下住进纱厂集体宿舍。院子里的人听见“妈，妈，”的叫声响起，就上前搭讪：“哟，孝子回来啦。”他笑嘻嘻地点点头。

盖得严严的棺材，母鸡在里面没有闷死也是怪事一桩。文革中程光头做过工宣队，去过北京，参观过先进经验，回来后津津乐道，是我们这一带最见过世 面的人。那几年他把棺材搬回自家半截敝开的阁楼上。堂屋贴满语录、忠字，伟大领袖的画像。一大早他指挥向伟大领袖做请示汇报，没有人敢不来，我不会唱歌， 声音细而尖。

除夕夜的饭菜太香，穷人家平时吃得节俭，过年还是有好吃的，藕炖肉骨头，盐炒花生米，特别是凉拌红萝卜丝，上面浇了平时不会有的香喷喷辣滋滋的 辣椒油。但母亲不管我们有多馋，都不让我们先动筷子，通通赶出房间，让我们在冷溲溲的堂屋或天井站着。她一人在房内，天知道在干些什么，嘴里心里念叨着什 么。母亲说不这样，祖先会不高兴。

“祖先都不在了，啷个会知道？”我不识好歹，姐姐哥哥们都闭嘴不说，我偏要说。

“乱讲，祖先这阵子就在我们边上站着。”母亲恨了我一眼。

等一家人可以坐拢在桌前，母亲指着桌上碗筷说：“你们看，刚才筷子头朝外，现在头朝里了，祖先来过了。”

“来过了。”四姐附和。

“六六，你拿筷子改不改？”母亲逮住了我。我举着筷子，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状。

“你看，筷子不能握在头上，在头上，你以后会离家远走，再也回不来。你拿近点，这样就总会呆在父母身边。”

我的手移到筷子中部。

“不行，这样也不对，你耳朵生翅膀了，总听不见我的话？不能叉开筷子，叉开了，你守不住钱，会一辈子穷。象这样，拿稳，大拇指和二指压在一块。看你。教都教不转，得了，你今天先吃饭，明天给妈改过来。”

姐姐哥哥端着饭碗，埋头吃他们的饭，象未听见一样。

一到清明节，父亲有时一人，有时也带上我和五哥去山坡挖清明菜。小心摘，留住根。他说这样明年我们还可以摘到，饿肚子那几年就是连根也吃了，到现在野菜越来越难找。

这种野菜，奇怪极了，只在清明节前鲜嫩嫩，过了节就显出老相，即使是清晨露珠亮亮地滚动在菜叶上，也那样，有点象女人的生命。它叶不大，也不宽 厚，生有一层淡白色的毛，茸茸的，一小棵一小棵。用清水洗净后，切碎，放入和好的面粉里搅混，用手拍扁，一个挨着一个，放在炒菜用的铁锅边上。待锅底水 干，便揭开盖，把锅倾斜地在灶上转动。熟的清明菜有股清香，粘粘连连的，有个好听的名字：清明粑。

父亲叫我们吃清明粑时别说话，他的严肃劲和母亲祭祖先时不一样，有种让我们畏惧的东西。父亲远离家乡浙江，在战火连绵、生死未卜的行军途中，遇到乡亲，才知道了父母早已去世，他的祖先之魂，太远了一些，不容易召到飘流它乡的儿子身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