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雨的时候常会想起玲子。玲子对我说过有一首诗里写着：春天总是要下雨，那是大地和天空在做爱。对此我们都曾迷惑。那时我们常常会被一些小问题纠缠，例如病菌，例如恐高症，例如“爱情是抽第三根烟时的想象”。玲子是我高中时的同桌，她长得像一张白纸，她的苍白是一种状态，一种出神的状态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我把所有的人分为做过爱的人和没有做过爱的人，那时我是个爱吃巧克力的女孩，郁郁寡欢，成绩不好，我收集各种糖果纸，用糖果纸和放针药的盒子做太阳眼镜。

高二第一学期开学不久，玲子的头发开始变得这里短一截那里多一块的，她的脸上经常会有被指甲抓伤的痕迹。她本来是个极安静的女孩，那时她的安静变成了古怪。后来，玲子告诉我她可以确定班上有个男生在注意她，并且目光“炽热”。我记得她当时对我用了“炽热”

这个词。她说他炽热的目光没完没了地围绕着她，这让她满脑子私心杂念。她说她是决不可以为读书以外的事分心的。玲子认为他看她是因为她漂亮，玲子认为自己很漂亮，玲子认为自己的漂亮是一种问题，她为此羞耻。所以玲子开始把自己搞得很难看。她以为这样事情就可以朝好的方向发展。她认定她丑了就不会有人再看她了，没有人看她了，她就可以好好念书了。玲子说她是必须要好好念书的。

在那整整一个学期里，玲子千奇百怪地变换着她的样子。很多同学为此费解，并且不再接近她。我并不觉着原来的玲子有多漂亮，我理解她，我想她只是太紧张，我们所在的学校是重点中学，这种学校的孩子是很容易发疯的。

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。她是那种平面的、静止的。刀枪不入的。

有一天，玲子没来上学。那个位子从此就一直空在那里。听说她有暴力倾向，她被父母用绳子绑去了精神病医院。

大家说“珍子疯了”。我开始拼命吃巧克力。我一紧张就需要巧克力的毛病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11年后的今天，我因此有了严重的血糖问题。

我曾偷偷跑去精神病院看她，我穿着红色的滑雪衣在星期六的下午钻进医院的铁丝网。

我想其实我是可以从大门进去的。我在冬天给玲子带去她最爱吃的娃娃雪糕，香草橄榄和杏话梅。我不停地吃着巧克力，她吃着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揽。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。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话，不管我说什么，只要一个话题结束玲子就会笑，那是真正的银铃般的笑声。

玲子是说过些什么的，玲子不断重复“在医院里吃药人吃得这么胖人吃得这么胖。”

后来听说玲子出院了，她的家长请求老师通知大家谁也不准去看望她。

一个雨天的下午，玲子的死讯传到学校。据说有一个男生在某个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时拿着一束鲜花去看她。那个时候上海是很少有人买鲜花的。当天夜里，玲子在自家的洗手间切腕自杀。据说她是站着死的。

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使我迅速地滑入“问题少女”的 泥潭。我开始不相信所有人的话，除了吃进嘴里的东西， 我觉得没什么是可以相信的。

当我不相信一切，我就完了，而我在16岁时就他妈 的完了。奇怪的日子到来了。我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越 来越沙哑。对着镜子或桌子随时随地玩着自己的身体，我 并不是想了解，我只是想自己跟自己玩。

朝镜子里看一下自己，我就看到了我陌生的欲望。我 的器官向冰冷的桌角秘密靠近，我第

一次明白我的“快乐”也是我不可以控制的。

我残酷的青春由此开始。玲子那特有的银铃般的笑声从那个冬天起就一直飘荡在我身后，它逼我走入无边无际的黑暗，永不回头。

玲子自杀的那个学期我退了学。我被介绍到一个穴头那里，顺利地开始了我短暂的“小歌星走穴”生涯。我爱唱歌，那可以舒展我自己。我穿着可笑的台湾80年代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放作感伤，那时我喜欢把眉毛画得又宽又浓，那时我喜欢苏芮、娃娃。

我们团里有一个伴舞的男孩比我还小，我们很要好，常在一起抽“凤凰”牌香烟。他叫小虫，可他什么都大，一点都不像小虫。有一次我们去西宁演出，小虫显得特别激动，走路都踩着他特有的像在作广播体操似的舞步。小虫从小在西宁长大，他喜欢西北的黎明，他说西北的黎明饱含着光明。

在去西宁的火车上小虫跟我讲他的朋友白脸：体育老师在打我们，我们的教室是矮平房，白脸是突然从教室的房顶上跳下来的，他跳到体育老师面前给了他一记耳光。大家都笑了。

老师拿他没办法，很多人都怕他，他不是我们学校的，但他很出名。当时我没认出他是谁，我只知道他叫白脸。我爸妈都是文化大革命从上海去西北的，虽然我在西北出生，但我是外地孩子在西北，所以常被人打，有一次我被堵在铁道上，有人向我要钱，我没有钱，我知道我又得挨打了。西北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很不一样，他们经常打来打去，我们班有个孩子老被欺负，有一天一个最狠的学生当着大家的面把一个孩子的裤子脱了，放学的时候这个被欺负的孩子拿一个墨水瓶向欺负他的孩子砸去，就这么一下就把那孩子砸死了。扔墨水瓶？这种事我们都干过。可是谁也不知道死是这么容易，所以我真的怕西北的孩子。这天，在我就要被打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帮人过来把诸我的人教训了一通。听说白脸关照过我们年级里的“老大”保护我，我才知道原来白脸是我童年的朋友，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打弹子。我去找他，我们又开始一起玩。白脸有五个姐姐，他妈死得很早，他是被宠坏的。但他对朋友极有感情，两肋插刀。他有很多女人，他搞过我们那儿“老碴子”的妹妹，搞了人家又丢掉人家。他还坚持为我找女人，带女人约我在林子里见面，可我那时多＊。0 阿！

我见到了白脸。他长的确实很白，出乎我的意料，他很好看，大双眼皮，眼睛很黑，目光空洞，平头，头发微卷，头发很黑，我发现他的脚非常小。他请我和小虫去舞厅跳舞。那时没有迪斯科，那时只有交谊舞厅，舞厅里什么年纪的人都有。西北的舞厅很乱，经常为了争舞伴而发生打架事件，这对我们这些上海人来说是很新鲜的事。

那天白脸身边有个女孩，长得有点古典美，看上去比我还小。白脸当着我们的面对小虫说他要求交换舞伴。我不喜欢他的这种做法。我想如果他想和我跳舞，他可以好好的过来请我。我当时认为这是上海人和西北人的区别。但是小虫很开心地答应了，我想我得给他一点“面子”。我和白脸跳舞的时候放的是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，所有的人都一本正经地跳着舞，包括白脸，这让我觉得很怪，一直想笑。

在我们第二场演出后的第二天，白脸来请我单独和他去跳舞。我说你为什么要请我去跳舞？可能是我当时的语气不太好，因为那天我心情不好，团里的大人们为分钱的事一直在吵。也可能是我这句话本身弓！起了白睑的什么误会。总之他生气了。他看着我说为什么我不可以请你去跳舞？我说我没说你不可以，我只是问你为什么？他说你去 不去？我说你有病吧？哪有这样说话的！他说你去不去？ 白脸的口气始终是没什么感情，音量不大不小的。

我说不去！

白脸来的时候我正靠在招待所的床上着诗集《城市 人》，当我说“不去！”时，这本书被我从床上甩了出去。 接着我就闪电般地挨了白脸的那一刀。我没看到他从什么地方拿出的刀，我没看到他的刀朝我伸过来，我也没有看到他拿刀的手放回何处。我只看到他拿着刀站在我面前，面孔苍白，好像有点抽筋，有趣的是他

并没有看着我，而是看着窗外。

他划了我，我浑身发冷，身体脱离地球的感觉在疼痛中瞬间降；临，我全部的精神在为之振奋。后背一阵阵发麻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眼泪莫名其妙地流下来。我开始发抖，这和我读到某首诗、唱到某首歌、听到某个故事时的感动有点类似，但要强烈和迅速得多。

白脸继续问我你去不去？他还是木看我。我说去哪里？他说去跳舞。我说好吧，你等我去洗手间把血擦掉。

我重新出现在白脸面前，当他抬头看我，我手中的刀朝他的小腹直刺了过去。我的刀刺进去之后没有拔出来。这刀是我爸给我的，是把新疆刀。我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会给我这把刀，这就像我爸会答应我退学一样奇怪，要知道我爸可是知识分子。

白脸一动不动站在我面前，我们两个就这样站着看对方，他空洞的目光令我迷惑，我突然虚弱得想倒下，我彻底飞了，飞走了。大人们过来了。两把刀，两个流血的人。小虫也来了，他和白脸一样站在那儿看我。不知是谁报了警，我被关了起来。西北的警察很猛。我想白脸是当地人，我这次完了。每天早上我得和别的犯人一起到院子里对着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‘的大标语双手挂在背部蹲一会儿。牢房里有很多气势澎湃的怪异标语，都是用什么尖锐的东西刻上去的。我不和任何人说话，我不和别人说话是因为我害怕。当一切已被铸成事实，我实在无事可干，我不停地看我的腿，那个时候我确定了自己有一双美腿。

小虫来看我。他问我刀捅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我想了想什么也没说。其实我认为那就跟捅了一个棉被的感觉一样。小虫说你后悔吗？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，我也木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他一刀，我只是非这么干不可，我没想过我几乎杀了个人，我愿意接受惩罚。

可是这里太脏了！到处都是屎尿，外面真好，哪怕饿肚子都好。小虫说你别哭，别哭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去找过白脸了，他愿意帮你，你很快就会出来。

在回上海的火车上，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一只自由的小鸟，离开那里真好！我有一种“一切有趣的事情就要开始”的感觉。我长时间地看着车窗外，茫茫无尽的旷野是我的感觉，没有树叶的树枝是我的思维。而夜晚的时候，火车在夜晚里穿梭，我爱那种声音，我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了“我愿意用我的飞翔来展示我的翅膀”。